1930年至1940年黄桥中学的 党派组织和革命活动 作者:黄云祥

一、开端
我是十五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0年夏季,到黄桥初中读书的,到一九三三年夏毕业。毕业以后又在黄桥初中图书馆工作了一年半时间。由于我过去长时间在私塾读书,没有进过高小。到初中以后,对语文、历史等学科兴趣较浓,学习成绩也较好。其它学科就比较差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何卓甫先生,在我的印象中较深。他的嗓音响亮,教学认真,讲“国文”时能联系历史事实,故事性、趣味性很浓,学生从不打瞌睡。讲课中,卓甫老师能够深入浅出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等,都给我们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为我们以后确立革命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当然其他一些老师,如教算术的何季生,教英文的丁廷楣等,他们也都讲得很好,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入团
黄桥中学是我县“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校长、教师当中有不少人是国家主义派的成员。就我所知,名誉校长丁廷楣、校长丁廷梅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教师中王岩岭、严可立、翟世民、章卓如、丁文泽等人也都参加了“国家主义派”。当时“国家主义派”的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这种宣传下,我们这些有着一颗爱国之心的青年就都认为这是救国的出路,故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经同学介绍,我也参加了。当时我的同班同学参加的成员记得的有谢家遴(即谢克西)、钱葆康、丁开昌、严辈贤、丁益昌、金玉林等人,在我们下面几班的还有封络泉、成心德、阚兴汉、管道镔等人。
我们大概是一九三0年底参加的,三一年春节期间,就被通知到泰兴城救济院参加“国家主义青年党、青年团”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几十人,会议上通过了党、团章程和工作计划。我们学校好些人都参加了。其中翟世民还是会议主持人之一。当时的“国家主义派”是一个秘密组织,年纪大些的为党员,不满十八岁的为团员,我是被编入团组织的一个。“青年团”要求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发展团员和宣传“国家主义派”主张等事项。开会时以五族共和的纲元为旗,要向纲元鞠躬行礼。
三、内哄
黄中的“国家主义派”内部,由于利害关系的冲突,分为两个小团体,一个以丁廷楣为代表,埋头教书、办学,很少参加“国家主义派”的活动,只挂一个党员的牌子而已;另一个是以翟世民为首,比较热衷于党派活动,以便拉胧学生,向上爬,当学校的训育主任。他不但在学校内部控制“国家主义青年团”,还在社会上和“国家主义派”头目丁开太勾结。丁开太是大地主丁开彭的大儿子,开一片碾米厂,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也想到黄中当校长。他鼓动翟世民说:“为什么你‘国家主义派’的党员不能当训导主任,却偏要非‘国家主义派’的章剑虹做训导主任?”在他的挑唆下,翟世民好几次把我们“国家主义青年团员”找到丁开太厂里开会。丁开太以正统的“国家主义派”炫耀自己,说丁廷楣是挂名党员,不该让章剑虹做训导主任。并声明要开除他的党籍,鼓动学生们将章剑虹驱除出校。在他的蛊惑下,我们全班学生五十多人在一天早上,乘章剑虹还没有起床的时候,一下子哄到布业公所(黄中教师、学生宿舍),将章的房门踢开,从床上将他拉到天井里,你一拳他一脚,搅得章剑虹很窘,一手提着裤子,一边向大家哀求。打章剑虹的事情发生以后,翟世民果然挤上代替训导主任的位置。
此事引起了丁廷楣的极大气愤。据说丁将此事经过报告了时在上海的名誉校长丁廷标。丁廷标专门从上海赶回黄桥处理这件事。结果翟世民被调走了,学生中打章挺起劲的金玉林、严辈贤等人被开除学籍,我和谢克西、钱葆康等也受到记过处分,这件事才算平息。当然,章剑虹被打以后,威信大损,只好也同时调走了。
四、转变
一九三三年我由黄中毕业后,因为长时间生病,未能参加升学考试。同年秋天,经过丁文泽先生的介绍,我到黄中图书馆任管理员,只有饭吃无工资。当时我在图书馆除借书给师生阅读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求知欲望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故而阅读了不少当时比较进步的杂志和书籍。其中鲁迅的《傍徨》、《呐喊》等著作,激起了我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也使我对“国家主义派”的空洞说教产生了怀疑。
当时正是学生抗日运动的高潮,谢克西、钱葆康等同学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向黄中学生传播了很多抗日救亡的消息。这引起了我的关心和向往。特别是钱葆康,尽管他以后叛变革命,但当时他在复旦大学实验中学读书,受抗日救亡和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影响,向黄中寄来了很多书籍。我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订阅了上海出版的进步书报,并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的。
我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同情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同情劳动人民,经常由黄桥中学回到家乡黄家溪一带,参加反屯田收租的斗争。当时的“屯田”又名“军田”,传说是过去军队驻在这里耕种的田,以后交给人民只收少数的漕米税(合几个铜元一亩)。
一九三四年暑期,我们从黄中“国家主义派”分裂出来的几个人,在泰兴城内,和几个青年以“青年抗日会”的名义起草和印发了传单,深夜秘密散发,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记得当时参加这个活动的有谢家遴(克西)、钱葆康和我,还有封绍泉等人。我们活动的地点是泰兴新新旅社,主人张青萍也支持了这个活动。这件事震动很大,传单发出后,国民党政府封闭城门,四出搜查,并派出警察在大街小巷收缴、撕毁这个传单。
五、发展
一九三九年春,中共泰兴县工委在丁家桥陈玉生同志部队中建立。夏天就建立了太兴县东北区委,我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兼东北区委书记。区委开始在东半县活动,河头庄、黄家溪和黄桥以北的观音头等地都建立了秘密支部。稍后,宣家堡、陈桥等地也相继建立了组织。这年冬天,因为观音头支部成员毛万志是黄桥中学的学生,通过他的关系在黄桥中学发展党员,同时我也通过学生黄履祥(我的堂兄弟,以后脱党)发展党员,最早参加党的有周      生、成希春、陈庆堂、刘伯林、鞠文庆、梅永祥(梅以后叛变被镇压)等。为了在黄桥街上开辟工作,又指定陈庆堂、成希春、刘伯林几个同学建立街道支部,在黄桥的工人、店员中做组织发展工作。当时,我驻江都,大桥一带的新四军部队正需要机要人员,考虑到周    生对无线电有兴趣,就将他送往抗日军政学校学习,然后转送新四军担任机要工作(任中央邮电部科委主任)。
当时黄桥中学学生中主要的政治活动是传阅进步书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新四军在苏南抗战的英勇事迹。记得当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文章已在解放区公开发表,可我们在国民党的限制下只好秘密印发,因而黄桥中学很多学生也看到了。
一九四0年七月底新四军东进,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我任民运科长。当时黄桥镇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参加了冬抗会,其中以黄桥“青年工作团”尤为活跃。活动中心在何家祠堂,每天以话剧、唱歌、街头宣传等进行活动,忙个不停。以后吸收了数以百计的青年参加了各项抗日工作。可算是我们青年人扬眉吐气盛极一时的时期,骨干主要是黄中同学和青年店员、工人。黄中开学后又成立了“黄桥中学抗日救国会”,记得这个会的主席是王健(王兆华)同志。青年工作团主要领导人成希春、陈庆堂、刘伯林等也都是黄中学生。当时,青年人参加抗日活动的主要障碍是家庭中封建的正统思想,怕“中央军”打过来新四军招架不住,故而有不少“拖后腿”的事情,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细致,特别是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使宣传活动能在群众中广泛开展,这就克服了落后思想的影响,使很多青年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黄中,当时我们主要是和“国家主义派”斗争。他们主张中学生埋头读书,不问国事。对于这种宣传,我们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说明共产党为国家为人民,一贯主张坚决抗战。与此同时,我们还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前,每一个爱国青年应当积极投入救亡活动中去,不应单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等口号这些都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
记得四0年黄桥决战的前后,丁廷标先生从上海回来,目睹共产党、新四军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而让出姜堰等一系列的实际行动,对陈毅同志大为赞叹,并曾邀我和谢克西同志到他家吃饭,表示要带头遵守、执行抗日民主政府的法令,实行减租减息。同时他也谈到“国家主义派”内部不争气,走下坡路,前途渺茫等等。由此可见,廷标先生在“国家主义派”中尽管是个主要成员,但他与一些投机政客相比是有本质区别的。
 
 
注:丁廷标:江苏泰兴黄桥人,黄中创始人之一。复旦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伦敦政治学院研究员资格,历任河南中州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58年病逝香港。
 
(黄云祥,我校1933届毕业生,曾任扬州地区专员,现享受副部级离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