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戏剧——刘鹏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黄桥中学读初中。就物质生活而言,那是一段狼狈不堪的日子。而我们的少年心情并没有因为物质的匮乏变得没精打采。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学校的文化生活还比较丰富。

那时,我的初三班主任是华国昌先生。华先生喜欢写诗,吹得一口好口琴。他的儒雅总使人想起他故乡的太湖山水。他经常组织我们举办文娱活动。印象最深的是,他针对某些同学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创作了一个相声,让我和班上的戴正明同学表演。这是我人生中最初的一次粉墨登场。上得台去,很是紧张,匆匆忙忙把背好的词儿一句赶一句地抛出来。等到

演出结束,已是口干舌燥,满头大汗了。这一次,戴同学得了表演奖,我却空手而归,可见表现平平。此后,我们又和邻班联合举办了一次朗诵比赛,我朗诵了报告文学《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开头一段,居然得了个第二名。不得也罢,这个奖可害了我半辈子,从此便以为自己普通话还不错。上泰中读高中及到部队服役,一有晚会便产生朗诵一段的念头。然而主事者总不太认同我的普通话。每到此时,我心里便要咕哝:我在黄中朗诵还得过奖呢!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自己买了台收录机,有幸听到了自己的“尊嗓”,这才大梦初醒。天,我这是什么普通话,泰兴普通话!

那时,“不忘阶级斗争”是社会主流话语,有关的戏剧剧目不少。泰兴文工团演出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洪湖赤卫队》、《夺印》学校都组织看了。以今天我们对戏剧的认识,当然可以认为这几个戏有些公式化、概念化。然而,在那时却是我们主要的精神食粮和娱乐方式。我记得,每看一场演出,华先生都要把那些精彩的台词给我们讲一遍。与其说强化其教育作用,倒不如说他和我们一起再度欣赏这类语言的诗意的精辟。同学们则是对剧中的细节和产生剧场效果的台词(如《夺印》里的“何支书吃园子”)津津乐道。戏剧的魅力和它产生的巨大影响,使我产生了走近它的愿望。

真正让我着迷的戏是《刘三姐》。美丽的民间传说,动人的民歌,很有些清水芙蓉的美妙。先是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整整一版的剧本片段,全给抄了下来。以后又看到泰兴文工团的舞台演出,有些唱段便能哼唱。现在实在不敢想象,我这样黄腔走板的嗓子会把那些清歌妙曲糟蹋成什么样子。但我敢说,那些词曲让日子变得快乐,那些歌词更让我产生了最初的创作冲动。当然那时还不敢梦想当一个剧作家,只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以后要学写歌词。想想吧,当千千万万的人激情地唱着你的歌词,那是何等的动人情景!

少年时的激情和梦想,常常会让一个人一辈子走不出生命的诱惑。我的戏剧情结,从本源上说根在黄中。就唱词写作而言,我虽然尚能与时俱进,至今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刘三姐》一类作品中民歌的影响。

当年在黄中想象着《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的作者,佩服得五体投地。许多年后,他们中有的人成了我的领导和良师益友。当然不仅仅他们,新中国的著名剧作家们,我几乎都接触到了。谈到我的故乡,他们都要提到丁西林先生。其实,我在黄中时,根本没有读过丁老先生的作品(更不知道他曾是黄中的校董)。为此,常常面有愧色。这当然不是我的责任,也不是黄中的责任,历史的缺憾还是交给历史吧。

如今岁月变迁,戏剧已似乎成为明日黄花。现在黄中的同学们大概不会象我那时迷于戏剧艺术了,我并不在意。我总想,如果赶上了今天,我大概也不会为戏剧所诱惑,也会沉湎于电视剧的创作之中。一如我的女儿,尽管现在在上海某大剧院担任编剧,却对舞台剧没有兴趣,只对电视剧情有独钟。我尊重下一代的选择,不管怎么说,有一份自己喜欢并能干得出色的工作,就是幸福的。

年轻的校友们,与幸福同行吧,我祝福你们!

(作者系我校1963年毕业生,现任江苏省影视创作室主任,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