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在黄桥中学的萌芽阶段

丁 文 达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私立黄桥中学被迫停课。次年秋复课。1939年增设一个高中班。同年春,中共泰兴县工委在丁家桥陈玉生同志部队中建立;夏季,泰兴县东北区委建立,黄云祥同志任宣传部长兼区委书记。后来又在观音头等地建立了秘密党支部,黄云祥通过支部成员毛万志和黄履祥(均系黄中学生)在黄桥中学发展党员,最早参加党的有周    生、成希春、陈庆堂、刘伯林、鞠文庆等,并指派黄履祥、陈庆堂、成希春、刘伯林等在黄桥建立街道支部,在工人、学生、店员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组织发展工作。陈庆堂曾于夜间在黄桥东圈门上张贴新四军苏南指挥部宣传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通告,对黄桥广大群众震动很大。
在黄桥中学学生中主要的政治活动是传阅进步书籍,如毛主席《论持久战》等,宣传抗日救国的意义,宣传新四军、八路军抗战的英雄事迹。广大同学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正确主张,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初步认识,要求进步的同学很多。
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
1940年新四军东进,赶走了野四旅何克谦,黄桥人民见到光明。黄桥成立了军民联合办事处,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任主任,黄云祥任民运科长。此时黄桥中学在学生中正式成立学校党支部,支部书记陈庆堂(后曾任甘肃兰州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成员有成希春(后曾任南京体育学院办公室主任、江苏省体育研究所所长)、刘伯林、黄履祥等人,先后发展了我和于廷槐、吕卜村(后曾任溧阳县委书记)、徐曹卿等人入党。支部活动地点一般在黄桥西街老警察局内。军民联合办事处还派了工作队进驻黄中,领导全校师生积极参加抗日,工作队员是张萍和林晓等人。那时,陈毅、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给广大师生做报告,讲革命道理和抗日意义,陈司令还经常和同学们一道打球、谈心,同学们聆听他的教诲,受到很大启发。
学抗会在斗争中诞生
当时黄桥中学是这一地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从校长丁廷标到训育主任王岩岭、教师陆玉冰、学生管道宾等人,都是国家主义派,又称青年党。他们在学生中鼓吹“读书就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对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产生消极影响。后来工作组做了细致工作,秘密党支部加强领导,在学生中展开大辩论:大敌当前,是抗日救国,还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使大家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一致抗日才能救中国,最后击败了他们的谬论,掀起了抗日高潮,在广大学生中组织了“黄桥中学学生抗日救亡协会”。“学抗会”设常务理事会,并作了分工,现在能够回忆起的大体情况是:王超华任主席(后在扬州食品分公司工作),严守信任副主席,黄履祥任组织股长,成希春任动员股长,于廷槐任文娱股长,印文卿任宣教股长(后曾任安徽省滁县地区手工业局副局长),我任总务股长,丁文源任体育股长。各股下设干事若干人,在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工作。
党支部领导“学抗会”进行工作
当时党支部是秘密的,对“学抗会”的领导是通过“学抗会”常务理事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的,做了不少工作,大体情况如下:
一、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救国。当时宣传队在学校中非常活跃,每逢大会、小会都要演唱进步歌曲,各年级还互相挑战,歌声此起彼落,响彻云霄,极大地激发起学生的抗日爱国的热情。所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桥决战后有《黄桥烧饼歌》、《天上有个扫帚星》等等。他们还排演文娱节目,在学校和全镇上演,基本上每星期都有。记得其中有一个节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大意是:东北被日本鬼子占领后,父女俩逃亡出来,流落在街头卖唱度日。因为肚子饿了,女儿唱不动,被父亲用鞭子打。某一个爱国青年跳上台去,大声喊道:“放下你的鞭子!这是鬼子带给你的,要打打鬼子去!”
这出戏虽不长,但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激起了观众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二、输送进步学生和工人参加革命。后来他们有的成了革命干部,有的为革命献身,成了烈士。其中如:
张义德烈士,原黄中学生,于1943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历任古溪区区队副、黄桥市游击连连长、分区第十四团第二营副营长,于1948年在如皋石庄战斗中牺牲。
何昕烈士,原黄中学生,于1940年10月从校中志愿入伍,参加新四军陶勇部队。1941年在东台、如皋一带英勇牺牲。
丁仲彝烈士,原黄中学生,1941年参加革命,1945年任泰兴县大众合作社社长,1947年3月3日在西雁岭一带活动,被国民党102旅所俘,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于1947年3月8日在黄桥西门桥英勇就义,时年24岁。
丁锦祥烈士,原黄中学生,1941年参加革命,任某部连指导员,后被叛徒杀害。
封浪烈士,原黄中学生,1942年参加革命,任泰兴县武工队指导员,1947年在姚家垡突围战中牺牲。
王吉余烈士,原黄中学生,后去苏南读书,我们动员他回来参加革命,后来牺牲。
何世鹤,家住何韩庄,原在上海中华书局做工人,后调至香港中华书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黄桥。由陈庆堂和我介绍参加革命,后曾任广州市邮电总局局长。
朱吉生,原黄中学生,后至苏州上学,我们写信动员他回来参加革命。敌伪时期为地下党支部成员之一,后曾任空军嘉定基地政委。
三、组织学生支前。1940年10月黄桥决战期间,黄桥中学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等同志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作战,粉碎韩德勤、李守维猖狂进攻。党支部、学抗会成员及进步同学,组织支前小分队,送茶送饭,到前线慰问,在街头巷尾宣传,张贴标语,出快报。黄桥决战胜利后,黄桥人民团体派代表到挖尺沟扣留国民党军长李守维的尸体,要他赔偿人民损失。记得有工抗会代表李祝之、农抗会代表王文斌、商抗会代表王千郡、妇会代表丁云仙和我(学抗会代表)等10余人。到雁岭(在挖尺沟附近)朱宗熟家一打听,李守维家属已被运走。事情虽然未如愿,但表现了黄桥人民对不事抗日、专搞磨擦者的仇恨。
另外,1941年1月10日日本鬼子侵占黄桥前夕,党支部成员连夜分派到黄桥郊区,动员农民,到黄桥搬运公粮,转移到乡间,陈庆堂和我被派到大焦庄一带,和那里农抗会主任一同动员农民运走公粮,避免了损失,保证了以后的军粮供应。
敌人心脏中的党支部
1941年春黄桥沦陷后,为了不受敌伪的管辖,黄桥中学改名为补习班,直至1945年。补习班先后设在米巷韩氏宗祠和西街仓库,由校董何卓甫老先生主持,高一一个班,初中三个班,约200多人。我当时在高一学习。同年5月,区组织科长陈庆堂同志宣布成立黄桥中心支部,我为中心支部书记,于廷槐为支委。数月后又转来朱吉生(在黄桥开文风书店)、封浪同志。我又发展了阚兴让同志(原黄中学生,在家学医),于廷槐发展了于文彬、封文兰和封文湛(后任江苏省水利厅总工程师)等人。同年底,我通过于廷槐任支部书记,仍受中心支部领导。为了保密,改为单线联系,总的受县委敌工部领导,敌工部负责人季达同志。与敌工部联络地点先后有两处,一是三里庄吕伯刚(吕炳友同志的父亲)家,二是华家庄朱圣魁家,有时文凤书店也是我们的联络点,情报、书籍、文件、传单都是由这两处转运。我们经常亲自下去。印发传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战争胜利的消息,给敌人很大的震动,给师生和人民莫大的鼓舞。在此期间有两件事也值得提一提。
一是策动金副官起义。敌伪时期,黄桥驻军是伪37师丁聚堂部,有一个营,副官名叫金景房,据说原是八路军被俘虏过来的。我代表组织派于廷槐(文革前曾任苏州171厂副厂长)去做他的工作。先以做朋友为名(金平时好接交青年),一个时期后,他坦言自己的来历,说自己原是八路军,被俘后不得已在这里,总有一天要回到抗日部队去。于廷槐此时心里虽然有了底,但仍不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不久发现他与我军某部敌工人员有联系,于是大胆地请他帮助掩护散发传单。金终于于1943年冬率领一个连起义,参加我军。这件事对敌伪的震动很大,伪军愤怒之下将抗日青年吕文通活埋了,因为吕文通也经常和金接触。1969年,乌鲁木齐市曾派人到苏州于廷槐处了解此事。金景房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曾任乌鲁木齐冶金技术学校党委书记。
二是创办义务补习班。1944年秋,党支部阚兴让、朱吉生布置我主持创办补习班(相当小学)。我联合社会上进步知识青年景维新、雷申(文化大革命前在北京公安部工作)、田德仁、孙秀美、成玉廷等人,在米巷韩氏宗祠内,创办义务补习班,学生一百多人。补习班以传授知识为主,教材删去伪化教育内容,很受群众欢迎。因为我们不收费,西街小学的生源受到了影响,该校校长写了一封控告信给驻黄桥的日本司令,说是补习班是新四军办的,做地下活动。此信由黄桥邮政局寄出,幸得邮政局长雷震是有爱国思想的人,他看到信是寄给日本司令部的,料想不是好事,拆看后知道事关重大,雷申是自己的儿子,因此把这封信匿藏起来,并随即将此事告诉我们,我们立即借故将学校疏散了,使革命免遭损失。1959年,我在车马中学工作时,北京市公安部曾派专人来了解雷申所反映的这件事是否确实,我证实了这件事,并说他干了一件大好事,不应忘记给他记一功。
此文所述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恐有讹误,仅作参考。
                  (丁文达,原黄桥中学教师,现离休。)
                                                 1989年6月10日